大家要蛋定阿,呵呵.这篇博客只是述说了一个科研人员的观点,给大家带来一些海外人员的看法.千万不要就理解要取消SCI阿,什么那些等等,这跟我们国情差多远了.我们只是看看国外人员对这些的看法,但是我们这边怎么办呢,那是和这篇博客很远的事情了.
乘饶毅教授的东风，我今天也想谈谈中国目前科技成果评价中SCI的误用问题。
我1983年去法国留学，1987年获博士学位。1990年到加拿大，1991年开始在蒙特利尔大学做教授。出国26年来，真正让我感觉到《自然》和《科学》的“重要性”纯粹是从国内同事那里获得的。
《自然》和《科学》分别是英国和美国两个从事向大众传播科学的杂志，意在向民众推销科学，科学家要科研经费，经费取之于民（税收），用了纳税人的钱就要对纳税人有所交代。所以，《自然》和《科学》定位于发表可以使民众产生兴趣的科学问题及其成果，例如，生命、宇宙、地球、环保等等，什么最老、最新、最长、最短？什么恐龙长毛诸如此类的东西。《自然》和《科学》在西方国家街头普通书店、报纸店都有得卖。西方把这部分科学的东西戏称之为“sexy science”, 即可以吸引大众眼球的学科成果。
中国的科技同事和领导把在《自然》和《科学》上发表文章看得离奇的重要，视乎只有在这些杂志上发表的成果才是真正的科学成果、伟大的成果、顶尖的成果。这完全是误导。新闻媒体对发表在《自然》和《科学》上发表的文章所述成果与作者本人不适当的宣传报道，客观上也起到推波助澜作用，中国有的科学家用大量的中国经费到西方发达国家与那里的科学家合作，刻意“打造”成果，甚至收买“成果”，以便挺进《自然》和《科学》，硬把自己的名字排到作者前列，或同时有几个通讯作者，以便欺骗国内同行，一方面获得更多的经费，另一面骗名骗利，听人说：甚至还有个别人靠一篇Science或Nature两页纸的“论文”敲开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俱乐部的大门，公布的材料上所列的学术贡献就是那篇“论文”（尽管国外权威与同行们在发表的文章中公开指出那些实验是无重复性的，引用除作者本人外几乎都是负面的），从此之后频频出现在国内各种项目和基金的评审席上。许多国内大牛，就其真实业务水平，在北美大学里连一个正式教职也不会拿到。
在我过去评审过的美国NSF（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加拿大NSERC（自然科学与工程基金委）基金申请书中，就有申请人解释他们为什么不是某篇《自然》和《科学》论文第一作者的原因，“我的贡献90％，但是我的中国合作人（标本提供者）要求他必需是第一作者，如果我不答应他的要求，他就不会给我提供来自中国（唯一）的化石标本，因为他说做第一作者对他非常重要。当然，国际同行们都知道我是此文成果的最大贡献者…….”。作为华人科学家，我读到这样的文字，真为被提及到的国内同事汗颜。
我曾连续三年出任加拿大NSERC地学部终审委员会委员（共12名，其中来自外国往往美国一名，政府部门一名，工业界2名，其余来自各大学），每年阅读评审无数基金申请报告。NSERC基金评审规则上明确规定：“不得以论文发表在何杂志而论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只要发表在本行业的主流刊物（mainstream journals) 就行。所谓主流刊物就是本研究领域人员常读到的刊物”。“不得以研究学科的不同而区分研究的重要性”（有的人总认为他研究的学科比别人更重要），“SCI引用率不是判别论文质量的标准”。所以，终审时，我们大家从不拿、也不允许拿《自然》和《科学》和SCI引用率说事论人。拿论文发表处作为论文自身质量的标志，是和“以貌去人”、“以衣取人”一样荒唐。我们国内有的行政领导喜欢搞一些“量化”，SCI的误用就是一例，复杂的科研成果评价演变成“数手指”的加减法运算。
“名杂志也常发表小论文甚至假论文，而小杂志也会有大论文”，完全如此。A. E. Einstein (爱因斯坦) 1905年那4篇文章，每篇都应获一个Noble奖，都是发表在德国Leipzig大学物理系出的物理学年鉴（Annalen der Physik）上。这是远的，我们不说。现代构造地质学奠基人——苏黎世ETH的John Ramsay教授1973年关于韧性剪切带的第一篇论文, 就发表在Canadian Journal of Earth Sciences, 该杂志的SCI引用率才1.0左右。研究成果往往越是有前瞻性，越难发表，即使发表了，其SCI引用数也不多。
科学研究中最可贵的就是寻找真理（自然规律），同时满足科学家的好奇心，把科学之外的东西看得太重，往往让人急功近利，沉不下去真正做研究，反而出不了真正的成果。
本市一所名牌大学计划引进一位教授。这位教授最近在进入面谈程序时，补充提交一份清单，上面详细列举了3年内发表的70多篇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没想到，本想借此为自己加分的教授，在“科研能力”一项被不客气地评了负分：“论文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科研成果、科研能力，但论文数如此超量，很难让人把一位从事基础学科研究的人和‘潜心科研’联系起来。”学校有关负责人说得直截了当。
曾经和考评、奖励直接挂钩，甚至能够决定一个人学术地位的SCI论文数量，如今在高校引进人才时，已不再简单地作为评判学术水平的标准。不仅如此，记者获悉，国内大部分知名高校在考评、奖励时，也已取消了论文导向。
凭论文数量博教职成了“笑料”
不少高校明确意识到了简单化的论文导向给教学和科研带来的负面作用。中科院院士张杰2006年就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SCI论文发表一篇奖励一篇的做法。新的办法是，每个学科选定少数几种顶级杂志和学术会议，只有在这些杂志发表论文，或在这些会议上宣读论文，并显示出持续的科研能力，才能获得学校科研经费的奖励。
张杰教授认为，学术评价事关高等教育的质量，对SCI和EI（工程索引）过度依赖，究竟是在鼓励大家潜心做高价值的研究，还是鼓动人急功近利，有了一点科研成果就急忙写成论文，甚至把一个成果想方设法“包装”成两三篇甚至更多篇论文？他指出，简单地把一个人的科研能力折算成论文篇数，不能鼓励大家潜心从事那些周期长但更具前瞻性、创新性的研究，结果是距离创建一流大学的目标越来越远。
复旦大学有关负责人称，学校现已明确，只有在SCI一区，即影响因子达到一定数量级别的论文，才能在科研支持方面得到倾斜。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负责人王晓东不久前也表示，近年来有些申请教职的人，总喜欢在履历中写上自己的论文数，还注明每篇论文所发表杂志的SCI分数——但这样做“只会被当成笑料，降低被面试和录用的可能性”。饶毅教授说，只有偷懒、或者不懂装懂的人，才用SCI来评价人，“我们都多年参加美国一流机构的教授招聘，从没见过自尊的科学家开列SCI论文清单。”
“高引用率”竟是质疑文章托盘
一位大学教授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些年来很多学校规定发表一篇SCI论文奖励1万元，有些高校的奖金额更高。如在国际顶级杂志上发表论文，奖励百万元也不稀奇。最近这10多年中，高校每年发表的SCI论文数迅速增加，目前“985高校”平均稳定在每年2000篇左右，这意味着学校每年的论文奖励开支至少要2000万元，“但恰恰是这笔开支，对学术和科研浮躁之风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饶毅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中说得毫不客气：目前在中国学术界急功近利的风气中，SCI起了比较大的作用，甚至有些掌握资源和行政权力的人，以SCI为政绩工程。可想而知，这会给学术界带来什么。
据一位教育界专家介绍，不少学校开年终总结大会，一个必有的程序就是表扬“论文大户”。堪称奇谈的是，有位学者最近在院士提名材料的“科研贡献”一项写上了自己一篇“最高层次”的论文，“有很高引用率”。但深究下来，为引用率做出“贡献”的，竟是大量质疑文章。
不过教育界专家都承认，以SCI论文为评价方式是某个阶段的产物，曾经起过很好的作用。在我国科研重新起步之时，论文数量的增长无疑有着积极意义。日本东京大学在上世纪80年代也曾追求过SCI的数量增长，但当数量达到每年4000篇时，就转而追求质量提高，现在东京大学在全球的排名已进入前50位。
以论文选才是因为考官不自信
“迷信SCI数量，其实是缺乏自信！”不少学者在接受采访时都认为，如果学校引进人才或者考评、奖励仅以SCI为标准，那岂不是把选拔权、考核权交给了杂志编辑？
专家指出，选拔和引进人才时一味依赖SCI等指标，常常是因为行政主管不懂科研，是外行，却希望绕过内行简单行事；或者自身的学术水平不够高，“看人”的能力不够。在这种情况下，SCI俨然成了一个公允而客观的评价标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不久前在一次有关人才引进的座谈会上谈到，内行“看人”不会去看论文数量，他说起他从事的生命科学领域：“其实世界非常小，小到在海外的3000多位华人生命科学家，我觉得我每个人都认识。3000人里随便挑出一个，我都可以通过另一个人了解他的情况。”
复旦大学一位长期从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教授说，过去对SCI过分倚重，其实是一种不自信。但近年来相当多的学术机构和科研院所已经具备了评价人才的能力，更何况我们可以请国内外的一流科学家来客串考官。 |
发表于 2010-9-6 15:39:11